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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5] 但是另一方面，宋学的多元发展更加依赖于民间讲学的下行路线。
这在孟子的思想中，就是人性之善，以德治国是符合、顺遂人性的正常发展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。
这样就使仁义道德失去了天然合理性，这应是在荀子之后儒家不再讲性恶的一个原因。这种治国方式是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也就是说，它是符合人之本性的正常发展，而人有不善则是背离人之本性的。故枸木必将待檃栝蒸矫然后直，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。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。孟子在游说齐宣王行仁政时，以其不忍杀牛衅钟而以羊易之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，说明齐宣王对于禽兽亦有不忍之心，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孟子由此启发齐宣王将不忍之心达之于百姓，这样就可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。
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，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。而人性无有不善，就像水性是往下流一样。而且，儒的学术传承、思想发展又总是与儒者作为师的身份分不开。
与此相关，孔子在关于什么是师的其他论述中，继续淡化师的官职身份，强化师作为一般文化人或教育者的意义。孟子认可的师不是朝廷体制之内的司徒或师儒，而是与道相连的，即只有那些传道者方可称之为师。从后一方面来讲，荀子的隆师肯定了师的文教意义。荀子强调：故非礼，是无法也。
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）孟子本人就坚持自己必须以传道者师身份，参与到君主主导的政治事务中。除了圣王之师外，荀子所说的师，还可能指在朝廷担任礼仪制定与教化类职官的师。
故而孟子还可以将三代时期的先圣也可以看作师，进一步提出百世之师的观念。[4]这就是孔子没有被称之为师的直接原因。可见，孔子突破了师的官职身份局限来理解师，对师作了广泛的理解。（《荀子·劝学》）荀子将等诵经、传经这些以教为中心的活动，与顺人心、行礼治等以政为中心的活动统一起来，这恰恰是政教相通的儒教文明的理想状态。
但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，统治者只想称王称霸而无意于为师兴教，有德行以教民有六艺以教民的责任落在民间士人身上。（《荀子·儒效》） 但是，能够为国家制定礼义法度的首先是圣王，或者是师儒，他们既然能够以礼乐德行教民，当然也是掌握礼乐制度制定权力的师法。古籍中常常说的礼义，义者，宜也，也是礼义法度的意思。诵说而不陵不犯，可以为师。
孟子进一步指出师与道紧密关系。孟子说：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，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，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……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诐行，放淫辞，以承三圣者。
他们强调新时代的师儒应该是独立人格的士君子，从而推动了师身份的历史转型。其义则始乎为士，终乎为圣人。
那么，儒的学术与师的身份之间的渊源关系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？ 追溯春秋时期形成的儒家，古代史家往往是从西周时代的王官制度寻找其渊源，从那里找到儒与师的文化渊源联系。孟子坚持要引其君以当道，特别强调儒家士人在庙堂之上，仍然必须坚持自己为师的身份，即在君王前面仍然要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，确实是儒家士人的师道尊严的最高表现。四方来学孔子者，亦以 ‘子、‘夫子敬称、尊称孔子。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但是，如何使那些争强呈霸的君王也能够自觉追求德性？儒家强调士大夫应该首先承担起引其君以当道的责任，应该能够以师的身份来教育君王。天子既代表天来治理天下百姓，同时还要代表天来教化天下百姓。
（《荀子·大略》）在荀子这里，经教与礼教其实就是同一件事。春秋战国时期的师具有双重意义，但荀子所言的师，首先是一种依托于政治体制的职官身份，因为作为职官身份的师也必须具有知识道德的条件，其文教之师的意义必须依托于其职官身份。
这样的师，其实就是从文化传承（温故）与文化发展（知新）的意义上，确立了师在精神文化传承和发展方面的新意义。夏商周的制度是政教合一的贵族政治，所以，西周的师儒等司徒之职，完全是其贵族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，能够接受教育的只有贵族子弟。
这一些君子往往就是现实社会中传播文化知识、道德精神的师。关于这一点，特别体现在他提出的师法概念。
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教形态的奠定者，儒家政教思想的特色可以通过对师儒的溯源得到解释。人们会问究竟是什么法度？其实这里所谓的法，就是指恰当适宜的礼义制度。两汉以后儒家政教文明的发展，汉学讲师法与宋学讲师道，均分别渊源于先秦荀子与孟子，与他们对师的政教责任与身份认同有密切关系。所以，春秋初期许多士人虽然承担师的教育功能，但是他们在当时并没有被称为师。
为什么作为儒师之祖的孔子，在《论语》中没有被称之为师呢？其原因当然与当时的习惯有关。可见，儒家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师、儒，既体现出西周社会学在官府的特点，也反映了原始儒家与学官之间的密切联系。
荀子不仅仅全面论述了儒家《六经》的思想特点，他指出：故《书》者，政事之纪也。但是这些儒家士人与西周的师儒又有很大的不同，最突出的是，春秋战国时期治教分离，诸子不可能代表君主行使教化之职，儒家学派虽然仍然从事教育与学术，但他们不具有西周时期作为司徒之职的师儒身份，而完全是作为民间知识人而具有子的身份。
我们应该注意荀子的一个说法：《礼》《乐》法而不说，《诗》《书》故而不切，《春秋》约而不速。孔子是最早从事民间教育与学术的教育家，后来还被称之为万世师表。
对于荀子而言，他主要受上古政治传统的影响，他所指的师首先是指王官体制内掌握礼乐制度与教育的礼官一类。儒，诸侯保氏，有六艺以教民者。孔门弟子中一些人师将其看作承担知识创造、文化传播的士人，进一步提出了师道的理念。水深而回，树落则粪本。
在春秋时期私学初起的年代，按照人们习惯上的称呼，师仍然保留其学官的惯例。要理解儒教文化，首先需要分析了解师的身份及其意义。
四、荀子倡导师法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，由于《论语》记载的师有不同意义，所以孔门后学关于师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差别。所以说，三代先王制定礼义制度的师法，与汉代儒家学者通过解释经典而建构典章制度的师法，其政治功能是完全一致的。
[6]其实，荀子既是先秦儒家六艺之学的集大成者，同时又是汉代经学的开拓者。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但是，在朝廷的政治体制之内，君王与儒士是君臣关系，作为臣的儒者必须服从君王的权力，但是儒者承担了尧舜之道，故而具有师的人格力量和道的精神权威。
